另一方面即统摄人文世界于道德自我、精神自我的主宰之下……因而，此书的目的在于，指出道德自我、精神自我的存在与各种文化活动的贯通，并希望中国将来的文化能由本以成末，而现代西方文化能由末以返本，为中西文化理想的会通建立一理论基础，为未来中西文化精神实际的融和做一铺路的工作。
(45)《周颂·思文》，《毛诗正义》卷19-2，《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90页。和合学将天、人、地体贴为天的和合可能世界，人的和合意义世界，地的和合生存世界。
用贪污受贿或诈骗得到的富贵，时时担惊受怕，恐怕受惩罚，就没有快乐而言。他依仗武力而安于残忍，依仗武力就无群众，安于残忍就没有亲信，众叛亲离，难以成功。和合五教的伦理道德观。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108)。孟子说：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齐宣王曰：已之。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思理之妙，神与物游。韦昭注：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辨识幻之从缘，故析之以‘唯识。
但是，本体之显现为万殊的功用，即不得不有所谓翕，这一翕，便有成为形质的趋势。由此，应说这种势用虽以恒转为体，而毕竟不即是恒转，如说冰以水为体，却不即是水。 想数想数，于境取像故，施设种种名言故，故名为想。……大乘有宗矫异空宗，颇谈宇宙论。
世亲的《唯识二十颂》认为平常执为客观实在的种种境相其实无非识之幻变，而《三十颂》更是将眼、耳、鼻、舌、身、意等取境之识连同末那意根一并遮拨为赖耶之幻变。 [59]熊十力：《新唯识论》，第281页。
旧说以为存在无欣无厌的中容境，实则仅是某种欲求不大显著的心理状态――境相本身自无欲求可言，欣厌盖指由所缘境引发的内心感受。 诈现为物的相状有种种轨范和法则，当其顿现心上时，心即予以剥离并加裁制――此为范畴之由来。换句话说也就是因与果并非一物。三性之谈，本始于空宗。
另一半则是清醒地意识到外在形势的主体亦即人之类存在，后者可与健行不息的文化生命融为一体[8]。佛家只要空去感性经验以证会无知无识的心体，因而也就无缘领略两仪状态下生机勃发的精神活动。有宗继起，乃不毁法相而说真实。由如理作意力故，有戒惧势用俱起，叶合于心，同所行转，令心常惺，惑不得起，为定所依。
[44]熊十力：《新唯识论》，第247页。本体是绝对真实，有宗云然，本论亦云然。
这种刚健而不物化的势用，就名之为辟。初阿赖耶识，异熟一切种。
夫翕，是成形的，是有方所的，是有下堕的趋势的。 [84]熊十力：《新唯识论》，第501－502页。平常考虑问题之时必以完整的经验记忆为思维背景，如此方可进行类比推理，而隐涵于种界的相似的经历每每予人以不假思索的机敏和练达。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精思十年，始出《境论》。唯吾人的本心，才是吾身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本体，不可认习心作真宰也。
这个辟，是与翕同时俱现的，亦即是运行于翕或一切物之中，而主宰乎一切物的。若以之为外在的研究对象，那么它向读者呈现的只是散漫而无章法的语言文字。
[59]在这里儒家的良知说被推而广之，成为规范一切意识现象的内在机制，但在解释某些凝敛型的心理经验如审美时就显得有些牵强。正是禅定过程所遭遇的不可逾越的困境引发以慧学为中心的大乘思潮的兴起。
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57]大乘师不赞成有实在的极微（构成物质型态的最小粒子），所以每以极微有无方分的提问逼难外道与小乘：若有方分应该更可剖析，而若可剖析也就不成其为实在的极微。
因此，不期然而然的，成为无量的形向。由染性思数力，能造作恶故。此系学说之大旨在于通过某种超越动物性生存状态的内心体验以证会宇宙本体，后来在大乘佛学东渐中土之后即与由印度教神我说所流衍之如来藏缘起的思想相融汇。功能为习气之主宰，习气为功能之资具――二者相反相成，如月印万川般现起分殊的意识现象。
同样的道理，当我觉得那间房舍很大时，经验记忆中有关其它房舍之面积的印象处于醒觉的状态。所以说时空相缘物相始有。
[77]熊十力：《新唯识论》，第417－419页。我们知道高等动物永远存在于感性的直观之中，而且也和人类一样有着经验的记忆――所以成年的野兽总是较幼兽善于趋利避害。
识浪起伏的思绪念虑无非新薰种与本有种通过翕辟交运所生的果法。乃至意识独行思构时，亦有一种势用对于所缘义境，而专趣奔逐以赴之者。
所以心这种法相，我们不可定执为实有如此的法相，只说为称体显现的功用而已。浅者，粗具全体计画，犹如作模。唯识学运动在《成唯识论》结集之后即因《三十颂》的诠释空间受到抑制丧失了原来的活力，只有在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那里才能复睹当年有宗诸师锐意创新、不主故常的宏大气魄。[83]当某个具体的物事在心上现起时，纯白之意可将其物理性相剥离净尽，而以抽象的一指代其存在。
[22]《刘子全书·学言下》云：心无体，以意为体。他们要断除这附赘物，乃不期然而然的至于逆遏生化了。
[51]我在这里借用护法四分说之自证分说明第六意识可以通过返缘自照将实在论见地还原为现象学观法。又有物相故，必计此物扩展。
综上三见，邪见最宽，一切谬解，皆邪见摄。[4]到了晚清的时候，发强刚毅有如当年之奘师的杨文会居士从东瀛觅回中土久佚的法相论疏，重新加以校勘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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